55.时代浪
虽然在来之前想过无数可能，季良文却始终未曾料到，郭珍珍竟是自己跳下去的。这与他所调查到的郭珍珍不同。
在班主任孙娣和任课老师们的口中，郭珍珍是一个积极上进的女孩。她的微信头像是一个可爱的财迷猫，个性签名是“钱辈，请跟我交往吧”。季良文端起碗喝了口水，凉意顺着肠道延伸，直通胃部。
“她的孩子是谁的？”
“或许是哪个相好的，女娃娃不找个好男人，多半下场都很惨。”
季良文想起邓纯风，她在绝境里也把希望寄托在婚恋上。可是找个好男人，这句话本身就太过于伪命题。
“她妈妈命也不好，”李爱菊叹息一声，“说到底，我跟李玲也算老乡。”
李爱菊的思绪拉回几十年前。
那是城乡户口有严格划分的八十年代。牲口分两类，好牲口和坏牲口。人也分两类，城市和农村。
管牲口用粮食，管人用粮票。只有城市户口配给商品粮，农村人进城没有粮票就买不到口粮，除非读书、当兵，或城里有接收的单位。而郭珍珍的妈妈较为特殊，她是姑姑带去城里看孩子用的。于是李玲成了成了那一批里第一个走出去的女孩子。
每年李玲回村，李爱菊都听说她带回了许多城里的东西。城里人用的草纸叫餐巾纸，还有挂许多精美的挂历。后来郭珍珍的舅舅们用李玲挣的钱盖上了房子，而李玲经人介绍，嫁给了一个比她大十二岁、有城市户口的瘸子。
“当时这种组合很多，又靓又能干的村里的姑娘，在城里找个瘸子、瞎子、聋子。”
村里有人可惜，有人羡慕。李玲看着户口本上的“农业户口”变成“非农”，嘴角微微翘起来。农村的姑娘想进城，读不了书、当不了兵，只有嫁人一条路。
这是她唯一的出路。
她成功了。
婚后的李玲在厂子里糊纸盒，除了丈夫醉酒后会拳打脚踢骂她是乡下人外，日子似乎还不错。直到丈夫查出不孕不育的那天，抬起头，医院的电视上正回放着邓小平那段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南巡讲话。
粮票取消了，粮油关系不再绑定户口了——
她重重地坐到椅子上，意识到丈夫留下的瘀伤其实很痛，比想象中还要痛。
1996年，李玲与家暴成性的丈夫正式离婚。
1997年，李玲认识了厂里的技术员郭涛。那时的大学生属于干部身份，吃国库粮，毕业包分配，由单位分房子。
1998年，李玲与郭涛结婚。村里人说李玲命好，总能嫁对人。
万众沸腾的千禧年，李玲生下第一个女儿郭禧禧，国企下岗的斩刀也架到丈夫的脖颈上。“市场经济了，”郭涛告诉她，“大学生也不值钱了。”
李玲觉得命运总是与她开玩笑。她嫁给城里人，城市户口便不值钱了。她嫁给大学生，大学生也不值钱了。不过只要不挨打、能糊口，孩子健康，夫妻一心，日子再苦也能甜起来。
开春后生活还在继续着步伐，郭涛上过班、卖过菜、看过大门。李玲厂子的效益不好，索性下岗。两人合计一番开了家面粉店，骑着叁轮车四处送面粉，一袋足足能挣五毛钱。他们蹬着那辆不算大的车，蹬出了第一台柯达照相机，冲胶卷时他们依偎着看女儿的小脚丫，“孩子以后读北大还是读清华？”
“读哈佛，”郭涛笑着说，“我们禧禧什么都要最好的！”
李玲有些感动，又有些难过。郭涛从没嫌弃过他们的孩子只是个女儿，如果她的爸爸也像郭涛一样，是不是她的人生又会不一样？
但是命运的玩笑并未就此停止，2003年，非典席卷全国。这场疫病带走了他们好不容易开起来的面粉店，也带走了他们的第一个女儿。
火化的那天，李玲差点以为自己的魂魄也要跟着飞成烟灰了。
她想起女儿出生的裹包是那样小，明明可以从百货商场买新的，可她舍不得，借了哥哥家孩子用过的。
女儿最喜欢玩学步车，为了多送一袋面，她把女儿放在屋里，没让她再多跑一个下午。
女儿刚学会喊妈妈的那个黄昏，为什么明明听到了，却没有蹲下身再听一听、夸一夸、亲一亲那张小脸呢？她只是急匆匆地把面粉扛上叁轮车，急头白脸地同赊账的客户为了几块钱吵得天昏地暗。
因为妈妈没用，所以女儿在人世间没享一天福。此刻她多希望真的有神明，这样她这种人就能如愿下地狱，而女儿会成为幸福的天使，去过衣食无忧的美好生活了。
再后来的日子如死水，他们比尘埃还低。大抵是成为天使的女儿真的保佑了他们，郭涛买了注塑机，做起了塑料加工的生意。
“你们还年轻，再要一个孩子吧。”老人说。
郭涛只一味摆弄着订单，沉默不语。
“这样子下去，家迟早要散，再要一个孩子吧。”大家也都劝道。
2005年，李玲做了一个梦，梦里面女儿送给她一条珍珠项链，然后转身离开。次年，她生下一个孩子，取名叫郭珍珍。郭涛在产房外默默红了眼圈。
多年的体力工作让这位曾经喜欢读书的大学生变得俗气、市侩、普通。他从未跟郭珍珍讲过自己年轻时的故事，但是郭珍珍却像当年的他，从小便成绩好。
郭珍珍曾经拿着课本问爸爸：“你们的年代正好赶上改革开放、WTO热潮、房价飙升，为什么我们家一点红利都没吃到？”
郭涛不知道如何解释，或许他们两口子真的是太不努力了吧。送面时的起早贪黑，开厂后的日夜颠倒，不仅没给孩子留下什么，还在2015年全国大查环保的浪潮里停了工、卖了房、欠了债，举家躲到农村。
普通人在命运的浪潮里犹如溺水挣扎，以为抓住时代的脉搏，却反被扇了一个响亮的巴掌。
郭涛夫妇对于自己的不成功深感内疚，人到中年出来找工作，除了上工地，似乎没有别的出路。受了累，伤了腰，和工头扯皮。唯一值得欣慰的是郭珍珍一直很争气，初中回回都拿奖学金，中考后更是靠着优异的成绩拿到了明华中学学杂费全免的破格录取待遇。
住校后郭珍珍一个月回一次家，再后来为了省钱变成了两个月。一次，郭珍珍拿着手机告诉他们，农村女孩拍视频月入过万，她可以养爸爸和妈妈，也可以报考梦想中的美院，他们一家人能过上好日子了。
李玲不懂什么是拍视频，她还是希望女儿能读一个容易考公的专业。不过她知道，拍视频是女儿找到的生路，就像当年她嫁给瘸子，都不过是当下能找到的最优解。
那时郭珍珍身边吴瑕玉已经有几万粉丝，而赵善真和罗绮香也都有几千粉，她刚开始不算起眼，别人只当她痴人说梦。可是渐渐的，她拍的搞怪视频开始有人回复。
郭珍珍开始在段子里讲故事，用搞笑的方式讲学校里发生的事。有一期视频标题是那些年我们遇到的校霸，她戴着假发模仿叁种人，第一种是明着坏的，上来就推推搡搡。第二种是阴着坏的，表面笑嘻嘻背后捅刀子。第叁种是装好人的，嘴上说我们是朋友，实际上在看笑话。
这条在短视频平台不知怎么突然爆了，弹幕刷屏：“太真实了，我们班也有这种。”
NOVA星浪的负责人也刷到了这条视频，他们查了这个学生，恰巧和吴瑕玉同个学校、同个班级、同个寝室。
“可以把她和吴瑕玉一块签下来，”负责人说，“做个联动，一个精致，一个土味，反差感能炒一波热度。”
消息传到吴瑕玉耳朵里时，她正在为下一次拍摄做面膜。
她看完郭珍珍的视频，手开始发抖。
如果有一天，郭珍珍把他们对她做的事情拍出来了，怎么办？
吴瑕玉把东西全部摔到地上。她给崔俊杰打电话：“必须让她停更。”
“怎么停？”崔俊杰觉得有趣。
之前赵善真她们拿锅盖头取乐，吴瑕玉有兴致，但总是不高。他很想看看，她这样高姿态的女生，到底会在乎什么。
“我不知道，”吴瑕玉有些烦躁，“你能不能想想办法？或者我问问王仁龙。”
崔俊杰笑了笑，“好吧，他总是听你的。”
吴瑕玉的声音顿了顿，蓦地，她哼笑着问：“怎么，你不会吃醋了吧？”
“哪儿敢？”崔俊杰同她细声和气地说话，颇有几分温柔的姿态，“只要你开心，什么都是好的。”
说着，他想到一个好办法：“天堂水很不错吧？叫上王仁龙，我们玩个更好玩的。”
在班主任孙娣和任课老师们的口中，郭珍珍是一个积极上进的女孩。她的微信头像是一个可爱的财迷猫，个性签名是“钱辈，请跟我交往吧”。季良文端起碗喝了口水，凉意顺着肠道延伸，直通胃部。
“她的孩子是谁的？”
“或许是哪个相好的，女娃娃不找个好男人，多半下场都很惨。”
季良文想起邓纯风，她在绝境里也把希望寄托在婚恋上。可是找个好男人，这句话本身就太过于伪命题。
“她妈妈命也不好，”李爱菊叹息一声，“说到底，我跟李玲也算老乡。”
李爱菊的思绪拉回几十年前。
那是城乡户口有严格划分的八十年代。牲口分两类，好牲口和坏牲口。人也分两类，城市和农村。
管牲口用粮食，管人用粮票。只有城市户口配给商品粮，农村人进城没有粮票就买不到口粮，除非读书、当兵，或城里有接收的单位。而郭珍珍的妈妈较为特殊，她是姑姑带去城里看孩子用的。于是李玲成了成了那一批里第一个走出去的女孩子。
每年李玲回村，李爱菊都听说她带回了许多城里的东西。城里人用的草纸叫餐巾纸，还有挂许多精美的挂历。后来郭珍珍的舅舅们用李玲挣的钱盖上了房子，而李玲经人介绍，嫁给了一个比她大十二岁、有城市户口的瘸子。
“当时这种组合很多，又靓又能干的村里的姑娘，在城里找个瘸子、瞎子、聋子。”
村里有人可惜，有人羡慕。李玲看着户口本上的“农业户口”变成“非农”，嘴角微微翘起来。农村的姑娘想进城，读不了书、当不了兵，只有嫁人一条路。
这是她唯一的出路。
她成功了。
婚后的李玲在厂子里糊纸盒，除了丈夫醉酒后会拳打脚踢骂她是乡下人外，日子似乎还不错。直到丈夫查出不孕不育的那天，抬起头，医院的电视上正回放着邓小平那段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南巡讲话。
粮票取消了，粮油关系不再绑定户口了——
她重重地坐到椅子上，意识到丈夫留下的瘀伤其实很痛，比想象中还要痛。
1996年，李玲与家暴成性的丈夫正式离婚。
1997年，李玲认识了厂里的技术员郭涛。那时的大学生属于干部身份，吃国库粮，毕业包分配，由单位分房子。
1998年，李玲与郭涛结婚。村里人说李玲命好，总能嫁对人。
万众沸腾的千禧年，李玲生下第一个女儿郭禧禧，国企下岗的斩刀也架到丈夫的脖颈上。“市场经济了，”郭涛告诉她，“大学生也不值钱了。”
李玲觉得命运总是与她开玩笑。她嫁给城里人，城市户口便不值钱了。她嫁给大学生，大学生也不值钱了。不过只要不挨打、能糊口，孩子健康，夫妻一心，日子再苦也能甜起来。
开春后生活还在继续着步伐，郭涛上过班、卖过菜、看过大门。李玲厂子的效益不好，索性下岗。两人合计一番开了家面粉店，骑着叁轮车四处送面粉，一袋足足能挣五毛钱。他们蹬着那辆不算大的车，蹬出了第一台柯达照相机，冲胶卷时他们依偎着看女儿的小脚丫，“孩子以后读北大还是读清华？”
“读哈佛，”郭涛笑着说，“我们禧禧什么都要最好的！”
李玲有些感动，又有些难过。郭涛从没嫌弃过他们的孩子只是个女儿，如果她的爸爸也像郭涛一样，是不是她的人生又会不一样？
但是命运的玩笑并未就此停止，2003年，非典席卷全国。这场疫病带走了他们好不容易开起来的面粉店，也带走了他们的第一个女儿。
火化的那天，李玲差点以为自己的魂魄也要跟着飞成烟灰了。
她想起女儿出生的裹包是那样小，明明可以从百货商场买新的，可她舍不得，借了哥哥家孩子用过的。
女儿最喜欢玩学步车，为了多送一袋面，她把女儿放在屋里，没让她再多跑一个下午。
女儿刚学会喊妈妈的那个黄昏，为什么明明听到了，却没有蹲下身再听一听、夸一夸、亲一亲那张小脸呢？她只是急匆匆地把面粉扛上叁轮车，急头白脸地同赊账的客户为了几块钱吵得天昏地暗。
因为妈妈没用，所以女儿在人世间没享一天福。此刻她多希望真的有神明，这样她这种人就能如愿下地狱，而女儿会成为幸福的天使，去过衣食无忧的美好生活了。
再后来的日子如死水，他们比尘埃还低。大抵是成为天使的女儿真的保佑了他们，郭涛买了注塑机，做起了塑料加工的生意。
“你们还年轻，再要一个孩子吧。”老人说。
郭涛只一味摆弄着订单，沉默不语。
“这样子下去，家迟早要散，再要一个孩子吧。”大家也都劝道。
2005年，李玲做了一个梦，梦里面女儿送给她一条珍珠项链，然后转身离开。次年，她生下一个孩子，取名叫郭珍珍。郭涛在产房外默默红了眼圈。
多年的体力工作让这位曾经喜欢读书的大学生变得俗气、市侩、普通。他从未跟郭珍珍讲过自己年轻时的故事，但是郭珍珍却像当年的他，从小便成绩好。
郭珍珍曾经拿着课本问爸爸：“你们的年代正好赶上改革开放、WTO热潮、房价飙升，为什么我们家一点红利都没吃到？”
郭涛不知道如何解释，或许他们两口子真的是太不努力了吧。送面时的起早贪黑，开厂后的日夜颠倒，不仅没给孩子留下什么，还在2015年全国大查环保的浪潮里停了工、卖了房、欠了债，举家躲到农村。
普通人在命运的浪潮里犹如溺水挣扎，以为抓住时代的脉搏，却反被扇了一个响亮的巴掌。
郭涛夫妇对于自己的不成功深感内疚，人到中年出来找工作，除了上工地，似乎没有别的出路。受了累，伤了腰，和工头扯皮。唯一值得欣慰的是郭珍珍一直很争气，初中回回都拿奖学金，中考后更是靠着优异的成绩拿到了明华中学学杂费全免的破格录取待遇。
住校后郭珍珍一个月回一次家，再后来为了省钱变成了两个月。一次，郭珍珍拿着手机告诉他们，农村女孩拍视频月入过万，她可以养爸爸和妈妈，也可以报考梦想中的美院，他们一家人能过上好日子了。
李玲不懂什么是拍视频，她还是希望女儿能读一个容易考公的专业。不过她知道，拍视频是女儿找到的生路，就像当年她嫁给瘸子，都不过是当下能找到的最优解。
那时郭珍珍身边吴瑕玉已经有几万粉丝，而赵善真和罗绮香也都有几千粉，她刚开始不算起眼，别人只当她痴人说梦。可是渐渐的，她拍的搞怪视频开始有人回复。
郭珍珍开始在段子里讲故事，用搞笑的方式讲学校里发生的事。有一期视频标题是那些年我们遇到的校霸，她戴着假发模仿叁种人，第一种是明着坏的，上来就推推搡搡。第二种是阴着坏的，表面笑嘻嘻背后捅刀子。第叁种是装好人的，嘴上说我们是朋友，实际上在看笑话。
这条在短视频平台不知怎么突然爆了，弹幕刷屏：“太真实了，我们班也有这种。”
NOVA星浪的负责人也刷到了这条视频，他们查了这个学生，恰巧和吴瑕玉同个学校、同个班级、同个寝室。
“可以把她和吴瑕玉一块签下来，”负责人说，“做个联动，一个精致，一个土味，反差感能炒一波热度。”
消息传到吴瑕玉耳朵里时，她正在为下一次拍摄做面膜。
她看完郭珍珍的视频，手开始发抖。
如果有一天，郭珍珍把他们对她做的事情拍出来了，怎么办？
吴瑕玉把东西全部摔到地上。她给崔俊杰打电话：“必须让她停更。”
“怎么停？”崔俊杰觉得有趣。
之前赵善真她们拿锅盖头取乐，吴瑕玉有兴致，但总是不高。他很想看看，她这样高姿态的女生，到底会在乎什么。
“我不知道，”吴瑕玉有些烦躁，“你能不能想想办法？或者我问问王仁龙。”
崔俊杰笑了笑，“好吧，他总是听你的。”
吴瑕玉的声音顿了顿，蓦地，她哼笑着问：“怎么，你不会吃醋了吧？”
“哪儿敢？”崔俊杰同她细声和气地说话，颇有几分温柔的姿态，“只要你开心，什么都是好的。”
说着，他想到一个好办法：“天堂水很不错吧？叫上王仁龙，我们玩个更好玩的。”